湾区绿金对话｜中国人民大学蓝虹：科学合理的盈利性保护机制设计是金融支持生
日益频繁的极端气候让人们开始真正关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而事实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也关系密切，相互作用。
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蓝虹出版的个人散文集《含泪远去的海岛——碳中和的故事》亮相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并上榜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评选的“京华好书”。这位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畲族人，也由此被誉为首位用散文体裁讲低碳环保故事的绿色金融专家。
曾在联合国、世界银行任职，当前作为跨界金融和环境的学者，蓝虹向记者代表了金融和环境之间巨大的认知缺口以及作为跨界学者的艰辛。
事实上，生态环境与金融的距离并不遥远。
在国际上，就有因大片珊瑚礁死亡导致旅游业收入下滑，从而影响旅游项目信贷安全的案例；在国内，也曾有水电站项目因为破坏了濒危动物栖息地而被迫停工，导致项目贷款无法收回的教训。
但这是否意味着银行应拒绝有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项目？
蓝虹认为，金融机构反而应该更主动，通过科学管理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化风险为机遇。而如何弥补横亘于环境部门与金融部门之间的认知缺口，如何调动金融与环境部门共同设计科学合理的盈利性保护机制，解决绿色金融可持续投入的问题，都是业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眼前的重点是风险管理
南方财经: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重点发展方向有哪些？
蓝虹:近年来，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的关注重点为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机遇管理和生物多样性融资产品的开发，其中风险管理是重点和基础。
随着各国生物多样性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金融机构目前面临的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方面，举例来说，气候危机导致了全球珊瑚礁出现大量的死亡，而原来以珊瑚礁作为旅游热点的地区遭受了生物多样性的危害，那么投资此地旅游业的信贷资金也会受到影响。
相对来说，转型风险更应该引起金融机构的重视。随着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加剧，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法规更加严格。我国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将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划定为生态红线。2021年，云南红河流域一处正在建设的水电站，因选址在国家濒危物种绿孔雀的唯一栖息地而被叫停。由于未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前期尽职调查过程中，银行投资的30亿信贷资金面临无法回收的风险。
南方财经:对于这些有转型风险的项目，金融机构是否不应该介入？
蓝虹:相反，金融更应该去介入。目前，涉及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行业太多，而这些行业往往关系国计民生。金融机构应通过主动进行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化风险为机遇。
以上述水电站为例，金融机构完全可以在尽职调查时，就将生物多样性风险考虑进去，通过重新选址等方法，规避转型风险。
南方财经:目前国内生物多样性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上是否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蓝虹:应该说，目前国际国内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当然，国际上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标准和做法，例如IFC提出的赤道原则、世界银行发布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指南》等，都纳入了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的理念。
而部分金融机构也已经在风险管理方面做相关的尝试，例如汇丰银行承诺不为不遵守“不毁林、无泥炭、不开采”政策承诺的客户提供融资服务。汇丰银行还发起了“修复非洲”项目，旨在未来五年修复非洲超过20万公顷的土地。“修复非洲”项目通过把当地农民的修复土地的努力与全球碳市场的新收益流连接起来，民营企业通过参与该项目，可以通过抵消自身产生的碳排放而受惠，当地农户因为碳汇的出售获得修复土地的补偿收益。这个项目将当地农户的努力与民营企业的投资连接起来，共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做贡献。
南方财经:在这个起步阶段，金融机构最需要的工具是什么？
蓝虹:应该是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标准和指南。以往关于生物多样性的风险管理散落在各银行的尽职调查文件里。但银行信贷员不可能是环境专家。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指南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理解、识别这些风险。
去年12月，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上，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银行衢州中心支行、世界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等单位联合编制的《金融机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标准》的发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是全球首个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的标准，也是一个可以让金融机构“照着做”的指南。目前，这份标准已经在衢州开展试点，指导当地金融机构开发钱江源国家公园和周边相关产业项目。
设计盈利性保护机制是难点
南方财经:就机遇管理而言，目前金融机构介入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蓝虹:事实上很多项目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可以产生良好的溢出效益，形成收益流。但在投资的早期，如何让投资方和业主充分沟通，挖掘项目的盈利点，从而建立良好的盈利性保护机制，是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推进中最大的难点之一。
南方财经:目前国内是否有比较好的盈利性保护机制设计案例？
蓝虹:以衢州钱江源国家公园试点项目为例，该公园内有大片原始状态的天然次生林，生物物种丰富，是华东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而园内也进驻了很多知名的研究机构。
国家公园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了当地的旅游资源，而国家公园所形成的研究网络可以发展成研学资源。钱江源国家公园作为国家公园特有的科学价值和研究价值，研究网络，从研学资源的设计发展角度看，其优势是独特的。另外，由于国家公园原始森林对水源的涵养，水质含有多种微量元素，水温低，目前用这种特殊河水养殖的清水鱼已经成为钱江源的特色产品，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理标志性产品，如果很好地进行品牌商标设计和管理，甚至可以成为全球著名的生物多样性溢价产品。这些都是可以挖掘设计的盈利点。
另外，依托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制度，还可以开发出很多营利性的产业，当我们把盈利点设计清楚后，绿色金融就可以介入了。
南方财经:目前更多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位于中西部地区，上述经验能否复制到其他中西部项目中？如何解决金融资源在地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蓝虹: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要匹配的不仅仅是金融资源，还有设计市场化机制所需要依托的条件。金融资源是活跃而流动的。但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如果无法形成可持续盈利的规模效应，绿色金融就无法介入。
中西部地区的部分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由于地域经济、周边资源的问题，进行盈利性设计困难要比东部地区大一些，在这个阶段，金融机构介入就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绿色金融使命就是要完成传统金融无法介入的领域的突破，所以，虽然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设计难度更大一些，挑战更艰巨，但绝对不是不可以克服的，需要更多的尝试和更大力度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
南方财经:那么对于尚不具备盈利点或风险相对较大的项目，是否有其他的融资解决方案？
蓝虹:可以尝试通过项目打包的方式，形成产业链的闭环，来设计盈利模式。例如，单独一个湿地公园项目可能是不盈利的，但是，湿地公园可以净化水质，如果将湿地公园净化的水进入水库，或者进入水产业，湿地收益就通过卖水体现出来了。另外，打包项目，在项目包里组合不同风险程度不同收益的项目，就可以既降低融资风险又降低融资成本。
此外，由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相对复杂，很难通过一种融资工具来解决，因此需要多种工具结合使用。
南方财经:这些金融工具包括什么？如何组合成一个多元化又健康的融资体系？
蓝虹:首先，绿色信贷是基础。相比其他的融资工具，绿色信贷审批效率高，但绿色信贷相对绿色债券来说，融资成本相对较高。项目方可以根据资金需求计划，搭配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以提升融资效率，减少融资成本。
其次，由于银行天生厌恶风险，因此生物多样性保险是必需的。银行需要出让部分利润给到保险，以分散风险。
另外，绿色基金可以提供融资平台的功能进行投资组合。例如保险资金具有投资期限长、回报率要求相对较低的特点，这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融资需求非常匹配。但保险资金是厌恶风险的，如果直接投资项目，风险较大，所以一般需要通过基金作为融资平台，与其他融资工具相结合。例如由保险资金做优先股，政府资金做劣后；或让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私募做劣后。这样，因为私募资金承担了主要的风险，满足了保险资金低风险的需求；而保险资金回报率要求相对较低的特点，也让利了私募资金，满足了其更高收益的要求。
目前来说，公众的社会资金投资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渠道还是相对匮乏的。而基金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撬动更多社会投资者的资金，聚拢闲散的社会资金，投资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谁来打破金融与环境之间的认知屏障？
南方财经:谁应该来承担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盈利设计的工作？
蓝虹:实际上，这项工作无法推给金融机构或业主中的某一方，需要双方共同来进行设计。但目前，横亘于金融和环境之间的认知屏障较大，造成了两个领域融合的困难。
在以往，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通常由财政资金支持，环境部门更关注项目的生态环境效益，对项目利润的概念认知较为模糊，对金融工具、政策也不太熟悉，而金融部门又苦于不太了解生态环境知识，无法深入这些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设计出有持续回报率的盈利机制。在双方都存在知识结构欠缺的情况下，市场非常需要既懂金融又懂生态环境的人才，所以高校绿色金融的人才培养很重要，随着绿色金融发展越来越深入，应该在高校设立专门的绿色金融学科，以培养跨界人才。
以我曾经工作过的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银行为例，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金融机构非常重视引进金融人才，而世界银行则聘请了非常多的生态环境领域的专家。
南方财经:这种问题在绿色金融其他领域是否同样存在？
蓝虹:这是绿色金融的共性问题。以气候投融资为例，目前入库的项目对金融机构来说，大部分融资风险相对偏高，盈利性不足，很难满足金融机构介入的最低需求，这就需要对这些项目的收益流进行设计，这必须要金融和环境的深度融合。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牵头部门来推动环境和金融领域的融合。
大湾区可加快推动森林城市建设步伐
南方财经: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大规模且集中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似乎相对遥远，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落脚点在哪里？
蓝虹:大湾区有很强的融资能力，特别是吸引外资的能力。因此，大湾区的定位应该是吸引更多国际资金，特别是国际信贷、绿债等低成本资金进入到内地，帮助内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的融资。尽管部分大规模的生态保护项目不在大湾区，但金融机构可以通过组合基金的方式，实现资金池与项目库在地理上的分离。据我了解，目前大湾区的生态保护项目确实较少，许多金融机构主动到贵州等地区寻找可投资的绿色项目。但资金池一定要放在融资渠道畅通的区域，才能实现开放和流通。
南方财经:对于大湾区城市而言，如何撬动更多金融资金投入到城市自身的生态保护？
蓝虹:以北京为例，北京曾提出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去”的口号。到2025年前，北京除核心区外各区要全部创建成为国家森林城市。
森林城市的理念是要用森林包裹城市，讲究的是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包括草地、灌木丛、乔木树等，要体现生态系统的复合性，森林城市属于生态系统的完善，也属于生物多样性保护。
大湾区城市气温相对较高，近几年由于气候变化，热射病也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森林城市的建设可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应对极端天气。
但森林城市需要系统的大规模资金的投入。因此，大湾区的金融机构可以与城市建设、环境主管部门融合沟通，双方共同设计出具有盈利属性的森林城市项目，通过文旅、研学、会展等方式，放大森林城市项目的溢出效应，从而找到盈利点，让绿色金融更好地介入。
